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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既然可以形成财产权的内涵，当然也可以对已经形成的内涵进行革新，这种革新主要通过修改法律来进行。

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26] 王利明：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于《法学家》，2012年第1期。

为因应数据化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美国学界和司法判例通过扩张解释隐私，使其在消极意涵之外，同样包含了对个人数据予以控制的积极意义，由此才推导出了信息隐私权的概念。[53]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509号解释。而且，相比私人对个人信息的非法侵扰，来自国家的不当干预更难令人觉察，也更难予以抵御。这也导致美国法对于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既不普遍也不全面。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基础理论的建构，而在这一问题上，德国法中的信息自决权理论提供给我们有益启发。

但伴随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逐渐发现，沃伦和布兰代斯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对于隐私权的界定过于简单，也过于消极，并无法防堵信息社会下的信息隐私侵权。作者简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访问学者。[37]因此，要正确地诠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含义，就必须在宪法承载的根本目标和价值秩序的指引下，检视其他宪法相关条款之规范旨趣，并将它们结合起来作体系性解释，才能正确地创设该条款的法效果。

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对此，需要通过民主选举、公共舆论乃至宪法审查等救济手段，促使立法者从速弥补和纠正之。[64]可以说，对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制度性保障解释正日渐成为学界之共识。[22] 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1-25页。

然而，我们不应片面强调制度性保障理论的不足之处，而应该看到它的菁华所在，并充分利用它来保护基本权利及捍卫现行法秩序。[60] 现行气象法对此有规定，参见《气象法》第五、六章。

第119条规定婚姻为家庭生活及民族生存增长之基础，受宪法之特别保护，并以男女两性平权为本。[33]对制度性保障作广义之理解及适用，实乃基本权利保障走向全面化、精细化的时代发展需要。而在探究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具体含义时，对之作制度性保障功能解释更是不二之选。不能否认，国民才是自然资源最重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理解绝对不能无视宪法第13条有关私有财产保护之价值目标。

因为狗头金属于矿产资源，所以它就应该归国家所有的逻辑，显然背离了此等价值目标。赵教授认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作为一种与人身紧密关联的资格，往往比民法的财产权更加注重人际关系因素，且不明确地指向具体的客体，一个人并不因为暂时没有财产而失去宪法上取得、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资格。[61]既然持有这个构成事实条件都达不到，那主张国家拥有所有权不是明显违反所有权知识体系的基本原理么？尽管当今科技高度发达，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还相当有限。乡镇和乡镇联合体也同样如此。

尽管就其化学成分来看狗头金无疑属于矿产资源，但作为独立个体暴露于野外的狗头金不属于矿藏定当确凿无疑。只有地方人大才有权就自然资源的分配及使用行使决定权。

[30] 参见台湾司法院释字第368号解释（1994年12月9日）。其二，像国家所有权说一样，它始终将内涵和外延均难以界定的公共利益视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最高目标，从而有意无意地人为降低了国民个体的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地位，而捍卫后者才是立宪主义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之精髓所在。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了行政诉讼法，扩大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了管辖制度，充实完善了证据制度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尤其是增添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行政复议机关一律成为被告、对责任人员加大惩处力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47]理论上对于因自然资源分配、使用、保护等原因引起的行政争议救济大有裨益，但实际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注释: [1] 类似这种地方政府与乌木发现者争夺乌木所有权的事案例在重庆、江西等地亦出现过，相关资料介绍及研究可参见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兼论国家所有权之种类及其限度》，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59] 《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第9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五）所有制说 追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入宪的历史，将财产权的宪法史分为人权财产权和国家财产制两个阶段，从而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国家所有制解释，这种分析方法看似别出心裁，实则不然。[21]本文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此观点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56]而关于无主物所有权最符合自然公正的安排，当然是谁最先发现或占有谁就取得其所有权。

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存在于国家之内，而非存在于国家之前或国家之上。既然法律对于零星分散资源都允许采挖，那对于零星分散的狗头金，岂有阻止作为个人的牧民拾捡之理？法律既然不阻止个人拾捡，那拾捡物自然归拾捡者个人所有，否则天理何在，法理何容？ [58]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第7条：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

该学说指出国家所有权是一个规范系统，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条款是此等法律规范系统的基础性规范，它决定着自然资源的基本法律属性，并对其他部门法律中的确权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实施合宪性控制。而国家对于基本权利施以限制，若违反比例原则，即构成违宪，其对基本权利所提供的保障，较之制度性保障，犹有过之。

依照此学说，如果已有的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明文规定，乌木发现地的当地政府机构（作为公法法人）取得乌木所有权，那发现者吴高亮自然不得将这批乌木视为无主物，并宣称对其享有所有权。[46]然而，以便于政府管理为价值导向的自然资源立法，不可避免地会疏于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用益物权等权益的分配及保护。

（一）原初意涵 1.自由与制度的区分：制度性保障学说的理论前见 制度性保障学说最早由德国魏玛时代的法学家沃尔夫（Martin Wolff）提出，后经施米特（Carl Schmitt）加以体系化并发扬光大。[35]要合理正当地建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制度秩序，就不能不深思和揣摩此等规范条款。（3）制度性保障要求于社会现实中实现基本权。施米特指出，此等规定不但保障了公务员的财产请求权，而且还保障了公务员对官衔以及对符合法律和性质规定的活动的请求权，而所有这一切并非服务于公务员的私人利益，而是有利于建立一支职业公务员队伍。

结   语 自然资源是人类财富和生活之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起点及基础，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50]罗马法上的此等物权归属原则完全适用于乌木案和狗头金案。

对于气候这种非消耗性资源，像气候条例那样规定探测许可制显然会妨碍国民对气候资源的利用与分享，制度性保障说对此不予认可。[48] 参见杨华：《海域使用权变更为土地使用权：实践及规制》，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

[11]诸如此类的新国家所有权说，除了使得国家所有权问题复杂化之外，并未给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解释带来真正新的创见。易言之，面对绝对基本权利，国家处于消极地位，任何的干涉都属于例外状况。

（三）制度性保障说眼里的气候立法案 有关2012年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气候条例，民间议论焦点集中在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气象资源探测行政许可等规定上。[35]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最后，确认并保障国民个体的自然资源物权，才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价值目标所在。[14] 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

作为一种制度性保障条款，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内涵可分解如下： 1.要求立法者建构多层级的自然资源分配及使用之法律制度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首先要求立法者必须就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合理利用及与之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污染等议题，及时地建构切实可行、有效的法律制度。个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更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分配。

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亦针对这些自然资源单行法分别制订了具体的配套实施细则。[44]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草拟机构对自然资源立法的此等公开检讨，以及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纠纷案，足以证明在自然资源产权划分、使用权主体确认、征收或征用补偿及权利救济措施设置等方面，自然资源单行法普遍存在立法定位有误、规定模糊不清等缺陷，并在实践中引发适用困难、争议频仍等不良后果，亟待重新审议和从速修订。

易言之，通过立法创建自然资源利用制度仅仅是制度性保障的形式要求，切实使自然资源能为国民公平地享有与使用，才是制度性保障的实质内容，且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家庭本身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同样，家庭成员本身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